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

由罗飞执导，詹姆斯·卡梅隆监制的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将于4月16日上映。该片曾在2015年入围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中国故事”国际提案大会终评。

1912年4月14日，泰坦尼克号在北大西洋与冰山擦撞，船体破裂、倾斜，最终断成两截。这艘“永不沉没的巨轮”，永远沉没于大西洋。

在2000多名乘客及船员中，仅有700余人生还。大部分幸存者在抵达美国纽约时，受到英雄凯旋般的礼遇。他们九死一生的经历被各大媒体竞相报道，被塑造成传奇故事。

1997年12月19日，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电影《泰坦尼克号》在美国上映，Jack和Rose的凄美爱情让人们感动流泪，成为影坛经典。

这往往就是人们如何谈论“泰坦尼克号”：或是浪漫而悲伤的爱情故事，或是灾难面前的人性缩影。人们称道那些在紧要关头仍然恪守“妇孺优先”原则的绅士们，痛批那些乔装成女性强行抢占的外国人——“人们谈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但很少人知道，泰坦尼克号上有八名中国乘客，其中六人幸存。

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只有一个扎着辫子、戴着眼镜的中国人形象，充当主角的人肉背景。在历史资料里，八个中国人的名字以潦草英文记录在册。而六名幸存者在抵达纽约后因《排华法案》被拘留，遭到种族歧视和污蔑，之后被驱逐出境。

此后，很少人谈论他们在这段航程中的遭遇，他们的死里逃生和他们的人生轨迹。泰坦尼克号沉没于大西洋底，而中国幸存者的声音在历史中沉默。

直到2013年，纪录片导演罗飞（Arthur Jones）在与历史学家施万克（Steven Schwankert）的一次偶然交谈中得知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幸存者，开始追溯这个连中国人都不知道的“中国故事”。

他们是男性、黄种人、三等舱乘客、中国劳工，在种族歧视和谣言的想象中被指斥为“缺乏绅士风度”“灾难面前逃跑的懦夫”。

他们是普通人，在生死关头迸发出强烈的求生欲和勇气，在冰冷的大西洋中抓住了近乎为零的生存机会。他们从中国出发，流散于世界各地。

“这不仅是中国人的故事，也是全人类的故事。”

2015年，罗飞和施万克带着《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参加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中国故事”国际提案大会，把这个故事带到大家的面前。时过6年，影片终于将在4月16日登陆中国大陆院线，与大家见面。

上映在即，我们联系到导演罗飞进行电话专访，请他分享关于这部作品的点点滴滴。以下是专访原文。

罗飞、施万克 2015年GZDOC提案大会现场

GZDOC：请问这个项目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什么触发了您拍摄这部作品呢？

罗飞：当时（2013年）我和罗家文化的制片人罗彤、历史学家施万克刚刚做完《海神号事件》，也是海洋历史方面的故事。那时候我考虑不再拍这类题材，但有一次施万克跟我说：“你知道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的乘客、中国的幸存者吗？”

在此之前，我不知道船上有中国人。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艘船发生了海难，但是船上具体有哪些人呢？在电影或者资料里面，大部分都是白人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但不确定是否适合拍片子。因为拍独立纪录片是很费时间的。起初有了一个想法或方向，需要很多时间去探索，尤其是历史探秘的题材。

一开始我们也没有抱太大希望。其他的历史学家、泰坦尼克号的研究专家都说，这种信息是挖不出来的，无论是网络上还是档案馆里都找不到。只有乘客名单上八个中国人的名字，也记得乱七八糟，只有英文，而且这种拼音记法现在已经没有了。这样去研究100多年以前的几个中国人，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不过，当我跟一些中国朋友说我在考虑拍关于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乘客的故事，他们都会惊讶地问我：“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人吗？”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都会挺好奇的事情，是一个连中国人都不知道、不熟悉的事情，我就有了动力，觉得可以去拍，适合花费时间去拍。我没有想到要用五年的时间，但肯定是一个要努力做才能做完的事情。

GZDOC：您是怎么发现纪录片的选题的？什么题材能够吸引您？

罗飞：我拍的纪录片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包括文化、音乐、社会、经济等等。我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出发点有两点：

我的每个项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能拍什么呢？虽然是过去100多年发生的事情，但是我现在能拍什么？我一定要通过现在活着的人的故事，去讲过去的故事。我对幸存者特别感兴趣，同时也对研究者很感兴趣。为什么现在的人对过去那么感兴趣，为什么他们那么努力、用那么多年去学习过去的历史？我想知道他们的性格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努力去做。

第二点是我拍摄的方式，我怎么拍呢？我们拍的虽然是历史，但是我们不是完全用传统历史纪录片的那种方式，而是通过研究团队的视角去拍的。不是通过100%的历史素材去表现，而是通过现代人的研究方式和过程来拍摄。我们看他们去到一些不同的国家，到不同的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去研究。我们跟拍他们，当然会有一些很精彩的、大家都没有看过的历史素材和资料，同时这也是一个现代的、关于历史学家和研究者的故事。

所以我的问题不只是关于过去的事情，也是关于现在的人和事情。我就是一个很好奇的人，我就是对人类很感兴趣。

GZDOC：作为一个英国人，您为什么这么关注中国故事呢？您拍摄纪录片是否融入跨文化或跨地域背景的视角？

罗飞：因为我不是纯粹的英国人，我是一个住在中国二十几年的英国人（笑）。而且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人类的故事”，最重要的不是“我是英国人”，而是“我是纪录片导演”。作为纪录片导演，是在一个很有名的故事里听到一个模糊之处，从来没有人讲出来，是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这是很吸引我们这种人的。

“跨文化”可能是会在这部纪录片里看到的结果，但是应该说这是不影响我们的拍法的。我们确实是一个国际的团队，包括摄影师、剪辑师，都有在中国和国外的经验。我们的故事本来就是一个跨文化的故事，但那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发现人类的故事，发现里面有个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去寻找这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GZDOC：卡梅隆导演担任了您这部纪录片的监制。在您找到他之前，卡梅隆了解多少关于中国幸存者的故事，他对这些故事有什么想法？是什么打动了他让他参与到这部影片当中？

罗飞：卡梅隆跟我们这个片子的关系是挺有意思的。说实话，我觉得卡梅隆可能是全世界最了解、最熟悉泰坦尼克号的人之一。你所谈论的关于泰坦尼克号的信息，他基本上都了解。

当时我们的团队讨论过，如果有机会跟卡梅隆联系，我们真的要问他：你当时知道多少关于这些中国人的故事？另外，我们看到那个删减的场景，一直有一个感觉：这很像Rose和Jack的最后一个场景，就是Rose浮在木板上，Jack在旁边。实际上在历史上，除了最后一个获救的中国人Fang Lang，没有其他人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真的要问卡梅隆，你是不是从这里获得灵感？当你看到Fang Lang的故事，有没有影响你的剧本写作和拍摄？

后来我们知道其实这段就是受到中国人经历的影响（才创作出来），那我觉得也是挺感动的事情。我们以前以为是单纯的浪漫故事，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故事真的是从现实出来的，真的是中国人的故事。我觉得是特别感动的，我第一次听到我真的有起鸡皮疙瘩，太激动了。

跟卡梅隆联系上之后，他表示特别感兴趣，也很支持我们。他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另外，我们后期上有些困难，泰坦尼克号的场景不可能再拍或者做动画。卡梅隆就说，那你们用我的电影里面的镜头吧。他就帮我们跟福克斯联系，也征求了凯特、小李子以及其他演员的同意。因为版权问题，其他片子里面的很少用到这些素材，卡梅隆帮了我们这个忙。就在最后一年，他参加到我们这个项目中。

GZDOC：在寻访幸存者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罗飞：我们是最后才找到了几个幸存者的后代、亲戚或者其他认识的人。我发现，中国的幸存者和其他幸存者的故事或经历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小时候住在一个小镇上，我们家对面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我们大家都知道她是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虽然现在幸存者都去世了，但是在一些周年纪念日，当地媒体会过来采访他们的家人，所以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但是中国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幸存者回来后一点都没有说，没有跟后代说他们经历过这个有名的事件。他们为什么没有说？

这些人的经验跟其他幸存者一定有不同的地方：他们不只是经历过一个海难，同时也碰到了很多偏见。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发现，这个故事不只是关于泰坦尼克号这么一个海难，也跟20世纪中国移民的历史有关，还发现当时很多的偏见和种族主义的问题。

通过探讨，到最后我们就发现，泰坦尼克号的代表性很大，它也是一个时代的比喻和缩影，代表了很多文化和历史上的事情。要么是穷人和有钱人在财富上的区别，要么是男人和女人不同的责任，或者是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发现还有种族主义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泰坦尼克号去谈论很多社会问题。

现在大部分住在国外的华人，包括幸存者的后代，不太会回避这些事情了。但我们也找到几个后代，是不想参加我们的影片的。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准备好说出他们自己的故事。但我有一个很大的希望，到时候他们也可以去看这个电影，看了之后他们也能知道这段历史是特别重要的，可以通过他们家人的历史让大家都看到当时的偏见和问题。过几个月或者一两年，如果他们已经放心，没有人看不起他们，没有人觉得他们不好，那我真的希望还可以去采访他们，或者帮他们记录他们家人的故事，让大家看到。

GZDOC：透过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框架。您如何看待这些矛盾因素在这段历史中的角色？通过影片，希望让大家看到什么？

罗飞：从最初探索的时候，我的问题是很简单的，为什么没有人知道有这么六个人呢？后来慢慢去了解，我发现他们真的遇到一些偏见的和种族主义的问题。每次碰到这样的问题，我都会问“为什么”，会去更多了解当时的情况，比如我们去研究了当时的排华法案。

到最后发现，这真的是一个我们现在能谈论的事情。这么多年过去，这不能说是可以解决的问题，这些幸存者都去世了，我没办法帮他们。但是我们可以帮他们的后代，让大家知道这么一段历史，就可以去判断当时的问题在哪里；我们也可以通过泰坦尼克号去探讨，包括现在大家都在谈论的亚裔问题。这些都不是最近才有的，也不只是中国人碰到的问题。

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我控制不了结果，我只能控制流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大家看完这个片子有什么想法，这是我不能控制的。我只能知道从哪里开始，哪里是看不见的、是模糊的，那个是我一定要去抓的事情，我一定要把我的摄像机对着那里，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像Fang Lang的儿子，他一直跟我们说，我只想知道是什么，你们让我们知道是什么就好了。所以我们的工作和责任就是让大家看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去解决，这是一个社会的问题，大家都可以一起讨论，但不是我的工作。

GZDOC：您曾在2017年发布题为“挑战叙事”（Challenging The Narrative）的导演阐述视频，您说《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不仅是关于航海历史的纪录片，更是一部探讨“历史如何成为故事”（the way in which history becomes story）的电影。您现在的看法是什么？

罗飞：我觉得我现在对我们这个片子，还是有那样的想法。

这不只是一个历史纪录片，我们在里面也有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在历史里面，总有某些东西是不管研究多久也看不到真相的。你可以去猜，你可以再去研究，但是你不能百分之百确认，所以你只能通过你自己的原则和想法（做出解释）。

可能别人看的时候觉得这就只是一个历史纪录片，但是我自己心里觉得，我们的影片也是谈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历史怎么变成故事？有时候历史比故事复杂得多。每一个人，他是哪里人，他有自己的性格、动力、想法，我们可以去谈论，但是过了这么长时间很多事情我们还是没法了解。所以我们一直在想，怎么把那么晦暗模糊的历史，变成一个观众可以去看100分钟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他可以去理解这些人。

另外，泰坦尼克号为什么碰到这样的问题？大公司有责任，可能意识到安全问题，但还是心存侥幸，没有配备足够的救生船；政府也有问题，法律很松，不像我们现在特别关心安全；船长Smith可能也有一些错误决定；另外当时的经济水平，可能也影响到生产质量。

有这么多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我们基本上都不谈论。我们说到泰坦尼克号，我们谈论什么？我们谈论里面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我觉得这是特别不公平、不对的。

一个人上了泰坦尼克号，你可能带着自己生活的希望和未来的计划，但你碰到了海难。两个小时过去，你越来越知道自己没有生还的希望。到最后几分钟，你知道自己会在水里面死去，但是这时候救生船有这么一个位置。你可能是个男人，是个中国人，你发现没有别人进去，那我进去吧，进去我就有机会活下来，那时候你是救了自己，但是事情过了之后，媒体都在谈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个话题更受到关注，但我更希望关注那些人自身经历的事情。

另外有一件事情我要说清楚，我觉得并不是大家都在责怪中国人，其实没有那么激烈（极端）。发生了坏事，我们怪谁？在一个文化里面，很自然觉得一些陌生人、外国人、肤色不一样的人，是最容易去责怪的。他们看到一个人，如果是白人但皮肤有点黑，就会说是意大利人；如果稍微有点东方的面孔，就会说是中国人。那个人具体是什么人，他其实不知道，也不管。他们觉得都是陌生人，是外国人。我们现在也还是会有类似的想法，我们还是有这样的问题。

GZDOC：您是如何打造这部有别于其他海洋历史题材的纪录片？

罗飞：我没有看很多海难纪录片，我不想被影响。我受到很多好的纪录片导演，包括一些中国导演的影响。我一直觉得我讲的不是一个海难历史的故事，而是一个人类的故事。我就是一个纪录片导演，不是一个海洋历史纪录片导演，我是通过海洋历史去谈论一些人类的事情。

GZDOC：经历过几次定档和推迟档期，最终定档4月16日上映，确实是不错的选择，您对影片有什么期待？

罗飞：我能做的事情我都做好就好了，我对电影已经基本上满意了。如果没有人感兴趣，那我会很难受。纪录片很少上院线，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片子很适合上院线，因为这是讲中国的故事，中国人也在这个全世界都知道的故事里存在。我希望是让中国人感兴趣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过去看看，我觉得里面我们提到的一些话题，是大家离开电影院的时候都会有很多讨论的东西，很有意思的事情。

看完The six，其实想说的太多了。等二刷再详细写。

原来泰坦尼克号里面这么动人的片段，来自于他。

“那时候我二十一岁，人生才刚刚开始，我脑子里想着恋爱，他那个时候七十岁了，他是一本活历史，那时他没有告诉我。”

然后他离开了，带走了他全部的故事，只剩墓碑。

有时候，有些东西，不说，不去记录下来，这个东西就会消失。如果你失去了你的名字，当你去世后，你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是查无此人的。

人的存在有时候就像雁过无痕，而我们却一直试图追逐永恒，可没有什么是不朽的。察觉到这点我其实很难过。

CHINATOWN

这个纪录片讲的，不是他们如何在泰坦尼克号上幸存，讲的其实是那个时代下的中国人，在异国他乡，何其坚韧，在一个痛苦的年代去到一个融不进的国家，去寻找自己的出路，如何真正“幸存”下来的事情。

后来那些西方国家取消了排华法案、遣华条令，“是因为一代代华人的抗争。”

我其实也一直疑惑，为什么这些人在那个年代要出国，它告诉我说“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些人在国内会被当成奴隶，他们想尽一切努力，坐上一艘开往西方世界的船，去偷生。”

“他拥有何其伟大的力量，才足以让他度过这艰难曲折的人生。”

“泰坦尼克号的经历，对他们来说，不过是这条路上的一个困难而已，甚至抵不上之后他们遇到的其他困难。”

我是一个很迷泰坦尼克号故事的人，总是查相关资料来看，从我走进影院开始到结尾，我都处于不同的难过中。

有时这种难过是一种无力感，你无法靠自己对抗一个政府的条令，你无法靠自己对抗一个无法预料的命运，你只能随波逐流，被时代推着走，在夹缝中生存下来，书写你的故事，填满时代。

有时这种难过是觉得一种制度、世界的思想在慢慢变得更开放，更包容，但还是担心倒退总是容易，而进步太难太慢。

有时这种难过是来自无依感，你从何处来？你的家乡已远离你几十年，你回去人家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时候，你笑不出来。去哪儿？在这你被人称为“黄瘟”，你能去哪里？一声逐客令，你又能去哪里？故乡远千里，故乡也容不下你。那种无依感，是打击我的，但是他们撑下来了，他们抛开一切，

“他们为了什么？”

“为了下一代更好的生活。”

我很喜欢方容山寄给亲友的那首诗：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条棍子救生我/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

最后，研究人员们去到了广东台山，到了他们的老家，此时镜头拉远俯拍，台山旁的那条主干道，看起来笔直笔直，且永无止境。你一旦开上了这条路，就再没法回头。

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条棍子救生我， 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 — ——方荣山

《泰坦尼克号》就是我的YYDS，是一部我看过几十遍也可能上百遍的电影，它陪伴了那个没有展示给大家的情绪化神经质的我。是我可以分享极致开心和极致悲哀之事的朋友。我曾经看过很多关于它的纪录片和书籍，那些被删减的镜头我也都收藏了起来，但却从不曾关注过这些幸存的中国人。

经历过泰坦尼克号沉船灾难的幸存者都将之视为人生不可忽视的经历，说给无数人听，可唯独这六个活下来的中国幸存者却保持着沉默，为什么？幸存者的人生轨迹都被后人津津乐道，却没有人知道这六个人何去何从，为什么？如果那些诬蔑和诽谤都是假的，那真相究竟是什么？

真相就是真相，在那样一个排华背景的大历史下，“他们伪装成女人偷偷藏在了救生船中”的谎言此起彼伏。幸存者们搭载营救他们的船只靠岸后，或有亲朋迎接，或被妥善安置，只有中国幸存者仍旧在船舱中又是一夜。很多幸存者说他们这一生都无法走进球赛现场等人声嘈杂的地方，因为那些呐喊声会将他们瞬间拉回那个身边充斥着生命流逝的哀嚎的夜晚，然而这六个中国幸存者在经历了一场如此惨烈的灾难后却可能连岸都没上就又一次起航漂泊在大海之上成为了海员劳工。

让我泣不成声的是其中一名遇难的中国乘客的行李中是西装领带衬衫，他是远方某位女士的未婚夫，他不是一个劳工，他可能即将成为一个商人，有着无限可能的人生。而幸存下来的一名中国人是他的朋友，即便活下来又怎么样，他的朋友死了，他只能当一名受尽歧视的劳工。他们满怀期待的乘船，却只能在未来面对死亡与艰难求生…所以才有了上面的那首诗，好一个满含泪水道不尽苦涩的“笑呵呵”。后来的他为了家人，努力生活，晚年清贫却仍旧在餐厅打工，不曾跟晚辈提起关于泰坦尼克号的任何人和事，一生辛劳却在所有的照片中总是西装革履，也许穿着那一身西装就又可以变回满怀希望的少年郎吧！

他们悲惨的遭遇虽然不能简单的只归因于排华的历史背景，但那一段历史值得被正视、被铭记、被反思。

最后我想用影片中提到的天堂岛上的一首诗作结束。

我们同胞遭至此，皆因国势未能张。 倘得中华一统日，定割西奴心与肠。 特劝同胞不可忧，虽然被困在木楼。 他日中华兴转后，擅用炸弹灭美洲。

2021年4月21日 于广安门电影院观影有感

当初电影还未上映时就对这部纪录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没有看过莱昂纳多演的铁达尼号，据说那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电影，我妈妈曾看过。其实当影片完结的那一刻我还是略显失望的，因为那六个人的故事并没有一个很完整的结局。但是我发现重要的并不是能不能找到那六个人的最终下落，而是在这个寻找答案的过程中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以及它的细节所带给我的震撼。我是广东人，也听说过不少华侨为了谋生选择远渡重洋，正如施万克所说的，我很佩服他们的勇气。影片中讲到LEE BING时，说他开了一家咖啡店，空闲时还会给社区里的小孩一些牛奶。一个中国人在他乡，在一个连黄种人都不怎么待见的时代，能够力所能及的为社区做点什么，我想实在不容易。

看之前我没有想到当这些研究人员开始想要寻找泰坦尼克号上的八位中国乘客的下落开始。他们一手的资料只有两份名单，能知道的信息也只有八个人模糊的年纪和名字，还有他们共同的身份：seaman.

是不是也就是说，在他们寻找这段历史之前，几乎没有人去认真了解过船上中国人背后的故事。

因为他们曾经是异类，是负面的，就算今天的世界不会再为他们捏造是非，但他们已经被遗忘在了那段历史隐秘的角落里。也不会再被多数人期待着为他们去幸苦地正名了。

像那位中国研究员说的，如果知道泰坦尼克号上面还有八位中国乘客，像是知道了一个秘密。

许多人想借这场灾难获得名利，费力地去和它扯上各样的关系，而亲历的人却选择刻意地回避与遗忘，哪怕是对日日生活在一起的家人，也选择缄口不言。

但是在给家乡人写的信里，他还是留下了只言片语，一首诗，两句模糊地描写出了自己在那场船难中死里逃生的故事，另外两句轻飘飘地写出之后是如何面对那个倒向一边的世界。

八个人的身份和今后的遭遇随着研究员前往不同城市的脚步一点点被揭开，看到片子的后半段，我开始止不住的流泪。

Fang Lang作为唯一一个能联系到家人的幸存者，他的故事在整部片子里占了非常大的比重，那些细碎的回忆里藏着的细节让我忍不住去想象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感觉和大多数中国人都一样：会为来美国讨生活的亲戚作担保，穿郑重的衣服设宴招待远道而来的家人；会和第一次见面的小孩说“好大船”；晚年生活清贫可还是会给家里寄钱写信；性格看上去儒雅随和但仍然会毫不犹豫地给歧视他的人重重一拳；他时刻保持着西装革履，不知是不是因为心里藏着那个想要做商人的梦想。

但好像又有什么不一样，那首不像天使岛的诗，让我惊觉他的伟大：He is not only a survivor of the biggest shipwreck in history but also a survivor of that lopsided world.

他的故事值得再单独拍一部电影。

他的经历还让我想起前不久寒假在家的时候和奶奶一起看的《觉醒年代》里，辜鸿铭给北大学生开讲座那场戏，大概记得里面有这么一些话：他说中国人淳朴、深沉、博大、温良，但不是温顺，和懦弱，而是一种同情的力量；中国人过的是一种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心灵生活；中国人会用同情心、心灵来纪事情，会真的做到将心比心、以及几人。

他们不停地改变着自己的名字，好像已经不在乎人生的落脚点在何处。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觉得那场船难在他波折的生命里根本不值一提，还是面对后代，想要藏起这本不堪的历史书。

我不知道在那样交通不便的年代，比起今天我们走出家门，到底需要怎么样的的勇气。离开家好像真的就意味着他踏上一条one-way trip，从此失去合法的身份，只剩一张简陋的shipcard如身份证般存在。

在了解了故事背后的历史之后，冥冥中我会觉得这些中国船员在泰坦尼克号上的出现和幸存好像都是一种必然。

当看到台山那些镜头的时侯，觉得画面突然变得很温柔：山和水都是绿绿的，大家的生活好像也不紧不慢，石咀码头那几个远景是整个片子里最美的几幕了。

静静看完你可能会感觉片子很寡淡，叙事有些过于平缓，但是无法否定它的视角又是如此的真诚而温情。

谢谢始终关心着这个隐秘一角的人们，我们才能知道那段小小的delete scen后面居然藏着这么多的故事，了解一段离我们越来越远的历史。

（看完第一遍之后出来又回去看了一场 第二次看的时候没有忍住拍下了这一幕）

看到讨论回来补一点 回想起来 施万克的一些细节也很让人感动 他一开始去做那个木船实验的时候 好像就带入了一种 “中国人不会藏在船底”的肯定心态 他也不像很多对中国历史轶事有着强烈猎奇心的研究员 感觉更像是带着一种最简单的人与人之间关怀去寻找这些故事 为什么因为是外国人拍的就一定要带着政治立场去考虑它的目的 同理心也是一种很好的品质啊

来看点奇妙的交集。泰坦尼克号6个幸存的中国人之一：方荣山。与北伐名将，铁军的军长张发奎。相识。一个随泰坦尼克号出海，大难不死在美国落地生根；同年张发奎入广东陆军小学加入同盟会，北伐期间叶挺独立团就是张的第四军的独立团，九一八后多次申请率军抗日，蒋不愿划拨军费久不能成行，1932年游历欧美宣传抗日。1934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大难不死的方荣山与同是广东人的张发奎相遇，可能是新识也可能是故交，与邝觉任，谢杏芳四人合照。1935年张回国，1937年如愿抗日，率军参与八一三淞沪会战，继而武汉保卫战，及后负责两广军事；方荣山继续在美国为生存而战。时代就像一艘大轮，个人太渺小，际遇太神奇了。#the six##泰坦尼克号中国幸存者方荣山##张发奎#

告别那个美国梦的年代

迎接这个中国梦的年代

“They didn’t give up on April 14th, and they didn’t give up in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意外中的还不错，挺真诚的。历史叙述的误读和漠然背后，始终是一个个真切的个体。

反思和追溯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口口相传的诗句，被悉心保存的信件，档案馆里被仔细编码的黑白照片和手写记录。每一段落墨在案的文字都是一场无法被揭晓的记忆。

在这个世界，联系很容易，联结很困难。历史无从考证，情感却能流传。

对于这种切入视角充满人文关怀、勇敢站出来发声为历史正名的片子，我始终充满着敬畏之心。世界知名的泰坦尼克号船难的故事，并不是唯属于一等舱富人的故事。片子跳出了讨论唯美爱情的主流，深入挖掘和模拟了泰坦尼克船难后幸存的六名中国人颠沛流离的一生。他们的不凡，远远不止于经历过泰坦尼克船难这么简单。

1. 苛政猛于虎：人类史上最大的船难，只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个小困难。美国排华法案和英国战后对中国水手的强行遣返，让这六名幸存者继被劳动榨干后驱逐出英美境外，这些都无疑是英美的另一场暴行。至今，英国仍未就两次战后秘密遣送中国水手的事件道歉。以史为鉴。

2. 一根棍子救生我：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根棍子救生我。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给家人寄来这首诗的Fang Lang/方荣山，是幸存者当中最令我敬畏的一名在困境中求生的强者。一个人需要有多大程度的坚毅和勇敢，才能趴在漂浮的门板上坚持等到唯一一艘折返的救生艇？又是需要有多强大的内心，能够在一个不欢迎他们且没有合法身份的地方隐忍前行，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姓名身份度过一生？据他的后代回忆，他无论在任何场合都会身穿西服领带，俨然一名商人，因为这是他和船难丧生的两名朋友最初的梦想。在经历过诸多苦难以后，他在这首诗里又把这些苦难拉的很平很平，甚至从未对自己的妻子儿女讲述泰坦尼克的经历。我能够理解方荣山保持神秘的原因，也很能理解方荣山儿子对于父亲秘密的遗憾。

3. 给历史一个真相：除了穷尽网络资源和各地历史资料，最令我震惊的是研究团队对于冰水和C号救生艇的模拟，为“装成女人蹲在船尾的四名中国人”正名。 在生命和真相面前，无分国籍。